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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总结

工作总结

时间:2026-03-31 作者:工作汇报网

幼儿园园长秋季工作总结(通用版)。

这个秋天,我办公室的门开得比往年勤了一些。不是因为闲,是因为我发现,坐在办公室里看报告、听汇报,看到的永远是第二手的孩子。直到九月的第三周,中班的林老师红着眼圈来找我,说小哲的家长投诉她“虐待儿童”——孩子每天回家都说害怕午睡,家长以为老师在强迫孩子。

这事来得突然。我跟着林老师进了教室,蹲在小哲的小床边看了十分钟。那张床,从我的高度看过去,栏杆正好齐眉。我试着侧躺下去,栏杆的竖条在视野里形成了一道道切割线,有点像蹲在笼子里往外看。我起身问林老师:“你躺下去看过吗?”她愣住了。

那个下午,我们做了个笨实验。我和林老师、保育员,三个人轮流躺遍了班上所有的小床,用孩子的视角往上、往左右看。结果发现,有三张床因为靠窗,午后的阳光会把栏杆的影子投在孩子脸上;有两张床在空调风口下方,躺下去能感觉到风直吹额头;还有一张床,床边就是插座的安全保护盖,那个小圆点从躺着的角度看,像个盯着你的眼睛。

小哲睡的,就是靠窗的那张。他不是不听话,他是真的不舒服。

这件事让我想了很久。我们总说“以儿童为本”,可日常里,有多少东西是我们用大人的视角拍脑袋定的?床的高度、灯光的位置、洗手台的水温、排队时的间距——这些细节,我们有多少次真的蹲下来、躺下去、伸出手去试过?

从那天起,我让每个班做了一件事:每个月,老师选半天,把自己当孩子。小班老师试着用三岁孩子的力气拧毛巾,中班老师试着用四岁孩子的手指捏剪刀,大班老师试着用五岁孩子的身高够书架的最高层。第一周的反馈很有意思。小班的张老师在周记里写:“我拧了八遍毛巾才拧干,手腕酸了。我才知道,为什么每次请小朋友自己拧毛巾,总有孩子攥着湿毛巾发呆——他不是不会,是没劲儿。”

十月份,我们园遇到了另一个坎。大班的幼小衔接家长会上,一位爸爸站起来,声音挺大:“你们天天让孩子画计划、做时间表,能不能教点实在的?隔壁幼儿园中班就开始认字了,我们上了大班还在玩!”会场安静了几秒,我看见好几个家长在点头。

说实话,那会儿我心里也不踏实。我们的“课间十分钟”项目做了两个月,孩子们确实会自己安排上厕所、喝水、收拾玩具了,但家长的焦虑是真实的——幼升小面试不考这些。

会后,我没有急着解释,而是做了两件事。第一件,让大班老师把这两个月孩子自己制定的“课间计划表”全部复印出来,整整87张,铺满了会议室的长桌。第二件,我请小学部的教导主任和一年级的班主任来园,让他们看这些计划表,然后给我们反馈。

那位教导主任翻了一个多小时,临走时说了一句话,我到现在还记得:“这些孩子进小学,我最不担心的是他们能不能坐得住。坐得住的孩子很多,但能自己安排十分钟、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的孩子,太少。”她还指着其中一张计划表说,“你看这个孩子,在‘必须做’那栏画了三个圈:喝水、上厕所、整理书包。在‘可以选择做’那栏画了‘和同桌说一句话’。他知道区分优先级,这种孩子到小学,适应期至少短一个月。”

我把这段话原封不动地转给了家长。同时,我们做了一个调整:把“课间十分钟”的模拟时间从十分钟拉长到十五分钟,增加了“意外情况”环节——比如水杯没水了怎么办、想玩的玩具被别的小朋友拿走了怎么办。这些都是小学一年级孩子每天都会遇到的真实问题。

后来那位提意见的爸爸,在家长开放日看到自己的孩子用了两分钟喝完水、上完厕所,然后不紧不慢地和同桌确认了下午要一起做的实验材料,最后还提醒旁边发呆的小朋友“快上课了,你书包还没收”,他走过来跟我说:“我原来以为你们就是带孩子玩。现在我知道了,会玩的孩子,比会认字的孩子更难教,也更值。”

十月下旬,我们经历了最难受的一件事。中班的主班王老师因为家里老人病重,突然提出辞职。那天是周三,她上午还在给孩子讲故事,下午就来说,下周不来了。班上的孩子第二天就炸了。有个叫豆豆的女孩,从入园就开始哭,一直哭到离园,饭也不吃,午觉也不睡,就抱着王老师上周做手工剩的一块布条。

新接班的李老师是刚转来的,经验不浅,但第一天就被孩子们的态度吓住了。有个男孩直接对她说:“你不是王老师,你出去。”

我们开了个紧急碰头会。决定三件事:第一,不催进度,两周之内不安排任何新活动,只做一件事——让孩子们认识李老师。第二,请王老师录了一段视频,她对着镜头,一个一个地叫孩子的名字,说了每个孩子让她印象最深的一件事。第三,把那块布条和之前和王老师一起做的所有手工、照片,做成了一本“我们和中班”的纪念册,放在图书角最显眼的地方。

那两周,李老师每天做三件事:早上入园时,蹲在门口,和每个孩子击掌,问一句“今天你想告诉我什么”;上午活动时,不组织游戏,而是坐在旁边看孩子们玩,在本子上记东西;下午离园前,她会挑一个孩子今天发生的小事,用一句话发到家长群里,比如“今天豆豆用三块积木搭了一座桥,她说这是王老师教她的,李老师帮她数了数,一共用了三块”。

变化是慢慢发生的。第一周,孩子们还是绕着李老师走。第九天,有个男孩摔倒了,李老师帮他贴了创可贴,他没躲。第十一天,豆豆拿着那块布条走到李老师面前,说:“王老师说这块布可以变魔术,你能变吗?”李老师把布条叠成了一朵小花,递给她。豆豆接过去,笑了一下。那是豆豆十一天来第一次对李老师笑。

两周后,王老师的视频在班上放了一次。孩子们看着屏幕里的王老师,有的哭了,有的在喊“王老师”。放完后,李老师没有说“以后我就是你们的老师”,她只是说:“王老师走了,但她想让我们知道,她很喜欢我们班。以后,我和你们一起,把班上的事情做好,好不好?”那天放学,那个曾经叫她“出去”的男孩,第一个跟她说“李老师再见”。

这件事之后,我们把“教师交接流程”改成了“情感过渡流程”。新规定里,没有“一周内完成交接”这种硬性指标,只有一条:以孩子的接纳为唯一标准。交接期间,不考核教学进度,只看一件事——孩子们有没有一个可以安全表达情绪的出口。

秋季的最后一个周五,我站在园门口送孩子。小哲跑过来,拉着我的手说:“园长妈妈,我告诉你一个秘密,我现在不怕栏杆了,因为林老师和我一起给栏杆贴了小星星,它们变成了星星栏杆。”说完就跑开了。

我看着他的背影,突然想起九月份他趴在垫子上不肯起来的样子。那个变化,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,是因为林老师真的蹲下去,躺下来,用他的眼睛看到了那个让他害怕的世界。

这个秋天,我们园没有做什么大事。没有引进什么新课程,没有搞什么大型活动。我们只做了一件事——蹲下来,躺下去,把自己变小,用孩子的眼睛看世界。这件事不大,但我觉得,可能是最重要的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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